纽约时报 中国的颜色革命?算了吧

A Color Revolution in China? Keep It Red

中国的颜色革命?算了吧

上海——毫无疑问，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空座位将成为西方政治家和评论家批评中国独裁政权的理由。

西方有人相信，上世纪90年代东欧式的颜色革命将使中国走上西式自由民主的道路。将和平奖授予良心犯刘晓波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

然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代中国的本质一无所知。他们想象中的革命——如果发生的话——决然不会带来自由和责任。革命会以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

臃肿的政治体制和幕后决策的光荣传统，让北京发出的微妙但重要的信号常常在传输中被遗漏。中共10月的全会也体现了这一点。可以想见，西方关注的焦点是未来主席习近平的升职，这也是本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进展完全被忽略了：最终的决议。

表面上看，决议似乎充斥着官方辞令，并复古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但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蕴涵了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政治战略，以达到一种复杂的平衡——在维持一党体制下，通过市场经济实现高增长率。这一战略是中国相对和平地融入世界秩序的保障。

质疑者有理由提出疑问，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腐败、动荡、国际冲突的背景下，这一战略能否实现目标。但他们忘了问一句，“如果…？“比如，“如果一场颜色革命横扫中国，颠覆了中共政权，那又如何？“

这种陶醉感结束之后，又如何呢？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会给它的民众带来更多自由和繁荣吗？它的民族主义色彩会减弱吗？它会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吗？

尽管存在种种缺点，当前党国体制的作用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它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者和守护者。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在当今世界，最支持市场经济的政党正是中共。没错，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共产党得以延续，但它也确保了社会稳定，提高了生活水平、个人自由以及数亿普通中国人的个人尊严。

其次，尽管最近中国表现得有些狂妄，但共产党并不追求全球甚至地区霸权。它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国家实际利益基础上，而非意识形态自吹自擂的宏伟计划。个中缘由很简单：由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互相依存，中共的政权合法性也来自于经济表现，共党拥有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的所有动机。中国或许是现状的最大受益人，那么为何要改变现状呢？

当然，质疑者可以强调，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会迫使北京挑战西方国家创造的现存秩序。但他们不明白，民族主义这条会叫的狗未必会咬人。尽管中国网络上有大量民族主义语言，但中国政府的实际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温和而克制的。一旦颜色革命让共产党下台，谁能保证中国未来的道路？尤其是，如果披着民主外皮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后共产政权中掌权，又将如何？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繁荣，也会使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和平而负责任的大国。

误导了许多西方观察者的矛盾是：中共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它主导的社会主义是自由和产权的保护者；中共是唯一一个能够保持中国国际关系缓和的政权。

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中国的本质。

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人通常会注意到一个严格的儒家等级制。他们往往忽视了儒家道德中深厚的平等主义价值观。

“耕者有其田“这一最原始的共产主义价值扎根于中国文化中。改朝换代之初，新皇帝大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平均分给百姓。这就是新朝代取得道德权威的方式。随着时间流逝，土地所有权变得日益集中，旧王朝被推翻，这一循环周而复始。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权被视为这一循环的另一次开端。

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自身的本质。中产阶级为推进和保护“自由和财产“而进行革命，建立了西方的民族国家。中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中产阶级。它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硬拽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是知识分子领导下的农民阶级于20世纪建立的。它的道德基础不是自由和财产，而是平等和公有制。

西方人重视对个体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但这却从来不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国家主权是武力对抗外敌侵略的结果。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你才能认识到，邓小平先生在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何等奇迹般的变化。

实际上，中共作为平民的先锋队，阻止了中国人的平均主义冲动，引导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个体自由与私有产权的迅速扩张，藉此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权威。

此外，中共使中国摆脱了对西方国家卑躬屈膝的地位，领导中国对抗日本侵略，这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控制中国民族主义的能力。

维持这一道德地位——因而维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被西方和国内一些人推崇的西方式选举民主，只会使中国走向民粹主义暴政，或它的孪生兄弟，极端民族主义之路。

现在，中国对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尊重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以如此快的速度、大体上和平地崛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就让它继续下去吧。如果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和平奖得主继续缺席，就让奥斯陆的椅子继续空着吧。别的选择比这糟糕得多。

Eric Li是上海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