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 “和平崛起”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Peaceful Rise'?

“和平崛起”的终结?

从令人目不暇接的头条新闻来看，对中国在关键的未来十年将成为哪种国际力量，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但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21世纪的前进道路一无所知，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共识。

在改革的头十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悄悄地逐渐加入许多国际组织。最高政策顾问——如最终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公开支持市场改革及融入全球经济。与此同时，邓提出了（改革）初期的战略，如旨在将中国于21世纪初转变为自主国家的“四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而军事战略家，如80年代领导中国海军的刘华清将军，则为中国的海军制订了未来的计划——21世纪中期与美国海军具有同等实力。

邓小平承前启后的改革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同时，隐藏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中国外交政策固守邓的指导性原则之一——韬光养晦。

然而邓时代的共识，在之后的十年开始消解。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海外影响力在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进一步扩大，邓的箴言开始落后于时代。当一些外国人想象新崛起的中国将成为对西方的威胁时，中共高级文官郑必坚试图解释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他于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概念后来被05年的文章普及。郑指出，中国不像其它曾经的强国，它的崛起不会建立在剥削别国的基础上。因而，这一理论——有人可能认为是宣传口号——强调了中国的崛起将惠及中国民众和其它国家。

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人迅速出面支持这一说法。但关于“和平崛起“的争论很有启发意义：一些中国学者担心“崛起“对外国人来说过于挑衅，而其它一些人不喜欢“和平“一词，说这使中国在需要强硬时——如台湾突然宣布独立——无法强硬。当时，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认为，“必须扫清一切阻碍中国崛起的和平战略“。在官方场合，这一说法很快被乏味的“和平发展“取代。

当下，（由于）北京没有给出明确指引，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一些人显然在坐等中国宣扬其实力。例如，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摒弃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时机已经成熟。国际关系学者，如复旦大学的沈丁立，公开宣称中国有权建立军事基地以保护其海外利益。但其它中国官员和学者同样慎重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我不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政治领域成为另一个美国，并且即使它想这么做也做不到。”王缉思认为。

关于中国如何扩大国际利益的辩论，不是简单地在抓住时机和坚持原则之间做出选择。一些中国官员要求政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例如，温家宝总理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在教育、医疗、减免债务等国际事务上，会作出更多贡献，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期望，也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此外，记者王迪（音）撰文指出，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大型公司需要考虑社会责任，否则会被认为是“傲慢的资本扩张“。

或许正如一些中国学者现在强调的，中国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中国内部变化中的政治文化。“三十年的改革让中国财富迅速增长，也使中国人目空一切。“社科院的学者叶海林对现在中国人的情感提出了尖锐批评。“中国人不再能够容忍批评。“

这一争论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尚未可知。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地在中南海紧闭的大门后悄悄进行，而是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上演。

本文作者是C.V.斯塔尔公司高级研究员,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