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布朗 中国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

How China is Weaker Than it Looks

中国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


中国仍然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但飞速发展的经济不能掩盖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社会矛盾。

黎安友和陆伯彬1990年的作品《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的战略》受到了一则古老的中国寓言的启发：数百年前，一座将要被进攻的城市的国王意识到（译注：诸葛亮什么时候成国王了？），只有大开城门才能保住城池。他告诉敌人，城里没有军队，欢迎进城。敌军怀疑这是他诓他们进入埋伏圈的把戏，于是决定班师回朝，这座空城也保住了。

但往城门里瞧一眼，越过头版头条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在两点上质疑这个强大的国家。

第一是维稳开支。根据官方预算，中国09年军费为800亿美元（虽然美国等国家怀疑即使如此巨款也低估了其真实规模）。但更引人注意的是，09年维稳开支几乎与军费相当——它达到了750亿美元。维持新疆和西藏的局面已经要求中央政府支出大量经费，管辖中国不安分的省份以及处理公共骚乱也是如此。实际上，走出京沪等大城市，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规模惊人的不稳定因素和意外暴力事件。比如，最近去西安市中心，街边一块用中英文写着“信访办”的巨大招牌引起了我的兴趣。似乎城里和郊区有相当多的不满市民，以至于需要让一整条街来和他们打交道。

未来问题的第二个预兆是精英领袖自己说话的方式。确实，政治局委员和各级地方官员的公开讲话中仍然充满华丽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前辈一样，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仍然充斥着乌托邦思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庄稼收成会增加的，马克思主义（虽然现在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人间天堂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即使那一天总是在遥远的未来）（译注：地平线……）。然而，即使在这些无情地为中共摇旗呐喊的领导人心中，也时常会出现一个惨淡的未来。实际上，诸如温家宝这样的人物正在带头警告——正如他8月在南方城市深圳所说的那样——若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共离下台也就不远了。这些评论与今年早些时候一份政府报告的结论相符。报告中提到，腐败、社会矛盾和不公将是可能威胁中国繁荣局面的致命因素。基层官员则更直接地说出了他们的困惑：当全世界都在为中国崛起而惊恐时，他们周围能看到的却都是些棘手的选择，需要他们作出决定以确保均衡发展。

确实，因为在与邻国和美国的关系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受到全世界的急切关注时，中国现任政府的核心口号却不是关于“和平”崛起或中国有多么希望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而是更加内向的“和谐发展”。从表面上看来中国十分强大，但在中国内部有一个可能摧毁一切的雷区，包括环境问题，不平等，民族关系以及社会不公。

在中国各地旅游，你肯定会感觉环境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大城市向几乎不下雨的北方平原扩张。北京越来越像一只人造寄生怪物。它吃的是从东北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入城的运煤卡车，并吸干了周围河北省的水分。同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上海，给周边区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此外，虽然从规划图上看，在东海岸建造一系列大城市以平衡中国人口分布像是个好主意，但这些地区正日益受到严酷天气的威胁。

那么，中国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直到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时，官员仍然坚持以为环境问题发源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处理环境问题上他们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中国官员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回避了目标，坚称美国，欧盟等应该带头清理环境——这让中国成功地疏远了几乎所有国家。然而今年夏天甘肃水灾，华北、东北的高温和长期干旱印证了胡鞍钢（政府顾问和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最近的结论：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影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而其中中国居民又有可能首当其冲。这一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会强迫官方改变策略，明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将毫无疑问地列出节能目标和其它标准。

可是，虽然环境压力似乎极其严峻，政治改革的前景却不那么明晰。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权力和政府结构需要一场根本改革。实际上，自1978年以后他们一直宣称要实行党政分离。同时，他们致力于发展一定程度上的法治，逐渐实现司法独立。他们所拥有的民间社会也创造出了可供非政府组织（即使缺乏法律地位和保障）运行的巨大灰色地带。因此，即使创新需要冒险，但也不完全是禁忌——甚至存在一些在特别经济区边缘建立政治特区的大胆想法，提出在政治特区实行新思路，以检验它们是否有效。

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恐怕没有想像中那么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些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也是它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中国经济比预期的还要好，甚至让90年代末期的乐观预测都显得有些保守。讽刺的是，现在看来，曾经被指责过于乐观的领导人却是太过谨慎的。2010年，中国可能比99年预想的还要先进十年。但这种成功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曾经确信他们有20到30年时间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转向政治改革。但现在，他们发现对政治改革的需求比他们预期的大大提前了。

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虽然这一变化令人欣喜，但在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精英之间——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分歧。正如前苏联所体现的，律师和民间社会组织将获得更多社会支持，而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的团体也开始出现。到目前为止，中共仍然依靠屡试不爽的手段掩盖一切。虽然打压的规模比从前集中得多，但它仍然是中共对付制造麻烦的组织的办法，包括以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首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们。其它民主人士被威胁保持沉默或被拘留。消失后短暂出现，然后再度消失的律师高智晟，暴露了中共审查制度最黑暗的一面。

但中共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中共在某些方面实行了一些温和的变革，比如更大程度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以及谨慎地试行（尤其是基层）选举。但在大的方面——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司法独立性，城镇及城镇以上级别公务员的正当选举，现在仍然极其强势的中央和省级财政改革——显然，精英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任何领域内的改革将意味着其它事情也需要同时解决。这种全部或全不的途径增加了犯错误的风险；此外，对政治局委员和天生谨慎的精英（他们缺乏像前辈那样的政治资本）来说，下定决心冒险是很难的。实际上，领导人更多地简单满足于现状，希望国家跌跌撞撞地捱到任何必要的改变都可以在弹指之间完成的时刻。

当然，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更强大的司法，更多的民间社会行动，更广泛的公共参与都是未来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而所有人都清楚，经济改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中共还能再拒绝这些要求多久，也是个未知数。中国早已深受国内高度不满之苦——有人估计每年有9万起群体事件；而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屠童案也显示出，社会隔阂和不满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同时，自05年起有记录的1200万次上访表明，法庭已经淹没在民事诉讼的汪洋大海中。如果中国可以妥善实现它的转型，它几乎必将与美国一起，成为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力量之一。但这仅仅是个大大的“如果”，而如果中国领导人未能处理好这个棘手转型——以及暴怒而失望的民众——这将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

中国当然有权庆祝它的成功和成就。但击掌庆贺时，也不应忘记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需要立即处理的复杂问题。

克里.布朗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亚洲部门的高级研究员。


译注：原文的第一个评论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