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困境——社会与政治改革
摘要：虽然中国社会日益成长，但它的独裁政府仍然努力掌控社会和政治。两者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可能会推进社会和政治改革。
高承智（G.J.Gilboy）是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委员会08-10年成员。何理凯（E.Heginbotham）是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
今年5月和6月，中国工人组织了遍布南方工厂的罢工。他们引用08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作为政府默许通过劳工运动向雇主要求更高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的证据，8月，温家宝总理发表的重要讲话警告道，若不进行系统性的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将受到威胁。10月，要求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狱中的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系列事件使人们关注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前景。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会在近期启动大型政治改革。温家宝的讲话指出了中国长期的中心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富有活力、日益复杂和难以满足，另一方面，专制政府致力于维持对社会和政治的脆弱掌控。在01年7/8月的文章《中国即将到来的转型》中我们表明，中国政府和社会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将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因为任何失败的改革将扩大社会矛盾，威胁经济增长，损害中共执政能力。同时我们告诫道，中国的转型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混乱和旷日持久。”
自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增加，中国政府也采取免除税费、乡村投资等措施解决农村的社会动荡。通过投资房地产、改善基础设施、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北京阻止了城市动乱。然而，随着中国的政治体制继续滥用权力，而中国更加富有而强健的社会寻求保护其自身利益，我们在10年前指出的许多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中国社科院（CASS）估计，01年群体性事件有4万起，09年上升到“超过9万起”。社科院还指出，这些事件规模日益扩大，更暴力且更有可能跨越省界，参与者和纠纷种类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更严重的土地侵占行为、收入差距和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从96年到06年，官商勾结每年侵吞的土地超过4000平方英里（约1万平方千米）。与此同时，8千万农民失去家园。高级政府研究员于建嵘指出，土地问题代表了中共面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之一。
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根据中国媒体的说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涨到了大约0.47。这相当于拉丁美洲的水平——那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反映的更糟糕。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中国每年的灰色收入总额有1.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0%。中国最富的10%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党员和他们的家人，占有了灰色收入的60%以上。利用政治权力敛财使百姓怨声载道，而富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他们现在雇佣了超过2百万保安，而自02年建立以来，私人安保行业的市场已经扩大到了12亿美元。
政治权力和财富的集中造成的倾斜政策和腐败，威胁着中国经济的明天。最近的经济政策将大多数国家贷款、投资和政策支持送给有政治背景的国企和垄断企业。这阻碍了提高消费、效率、创新和就业率的行业，如轻工业、服务业和私企。中国的政治体制容许侵犯知识产权，鼓励雇员伪造学历、公司制造假货、研究人员伪造成果。这损害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虽然土地问题、社会不公和经济风险构成了更激烈的冲突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中国社会也有进步之处。中共不信任任何独立民间组织，政府干预也使得民间组织无法全面发展。但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仍然成批地加入民间组织，包括商会，居委会和业委会，体育和康乐会所，动物和环境保护协会，文艺俱乐部以及慈善组织。根据社科院的统计，这些组织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08年它们的数量已经超过41万个，比01年翻了一倍。此外，尽管中共在网上建起了GFW，中国活跃的网上社区仍然知道如何避免审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成功地发出要求改变的呼声。网上言论通常披露官员腐败和滥用权力，而在外来务工人员孙志刚死在收容所之后，网上舆论迫使政府改变收容制度。此外，网民还阻止了以公开羞辱作为惩戒犯罪的手段，以及与艾滋、乙肝歧视作斗争。
中国社会已经改变了，而它的党国体制也在改变。为继续执政，中共适应力变强，也成功进行了一些大型改革，包括中共内部、司法系统和政府行政的改革。这些举措没有使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渐变的政府-社会交易——对政府权力的更多限制，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
自99年中国高层领导人将保护私有财产和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宪法修正案以来，中共开始了内部政治改革的计划。它加强了集体决策，建立了平衡党派利益的原则，发展了权力继承规则，完善了内部升职机制，因此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个人表现也列入考虑范围。虽然中共压制外部的批评，但它现在允许党员公开评论其政治前景，尤其是在培训中国未来领导人的中央党校里。
在进行党内改革的同时，中共官员对赢得党内和社会支持以维持权力变得更为敏感。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一些官员支持地方性的政改试验，但提升竞争力和开放程度的改革也有风险。寻求政治和社会支持（以及在政见上有分歧的）干部个人可能会分裂中共这一整体。这种结果可能导致更大的自由化，但也有可能引发冲突。此外，竞争可能让一些领导人在公开表达对政治改革的支持时更为踌躇。
自01年以来，中国同样深化了司法系统改革，包括完善商业法、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保护以及法院系统的专业化。法律专业每年大约有两万研究生；中国现在已有约17万名律师，超过1万3千家律师事务所，几千名法学教授，数万名法律援助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蓬勃发展的维权事业。
许多法律和体制改革的意义可能在许多年后才完全显现。自本世纪初以来，城市房主更多地援引94年《建筑法》规定的权利，参与对他们居住区域的管理。08年，一些市民引用2000年《立法法》，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财政部的税收政策进行更完善的立法审查。其它改革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由于08年《劳动合同法》，今年中国总共有40万起劳动纠纷（相当于07年的2.5倍）。
虽然中国新生的司法改革在不断进步，但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如影随形，包括因言获罪。中国利用政治罪名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构陷入狱——包括法律倡议者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以及律师高智晟。北京也罗织“窃取国家机密”的罪行将诸如美国地质学家薛峰等人判罪。
近来的政府和行政改革改善了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国内外商业调查，例如世界经济论坛2010-11全球竞争力报告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尽管正在进行的乡村选举试验稍许改善了被忽视的下层的权利，中共却拒绝将试验扩大至城镇一级。在城镇政治，例如预算决策中引入更多的公共参与，仍然是被限制的。
这些改变对中国的转型意义何在？中国（甚至包括西方）有些人认为持续的改革是不必要的。毕竟，北京保持了经济增长和基本的社会稳定。但一些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坚持现状的风险，正如温家宝今年8月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政治自由化，但其中没有一种提供了快速而无代价地转变为西式民主的方法。台湾同样拥有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并提供了从列宁式一党政权转为更加民主的体制的正面榜样。其它途径包括彻底颠覆后的改革，例如南斯拉夫、俄罗斯或墨西哥。
中国领导人可能最终认为系统性改革风险太大，因而不愿采取进一步行动——使独立社会组织合法化，完善党政分离，使政治系统对外界参与和社会监督更加透明。然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使中共陷入两难境地。为解决这一困境，进一步的变革几乎是必然的。目前的种种举措已经证明，如果未来实行自由化改革，它们很有可能成功。当然，每次调整同样会给中共带来风险，如在政治上更活跃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或共产党内部的分裂。
即使成功的政治自由化也无法确保中国更加和平或与美国利益一致。实际上，更多自由和公开的另一面早已展现出来。一些中国将军利用媒体质疑北京的外交政策，为军队争取公共支持。许多年轻、接受良好教育、精通网络的城市居民支持一种仇视外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平民（很有可能受到官方支持）激化了中国与邻国的冲突，如与日本的东海争议。但中国持续的自由化引起了美国的兴趣——不仅仅因为这将是一项重要人类成就。政改后的中国将为亚洲和全世界的其它国家树立有力的榜样。一个坚固而自由的中国政权将更加繁荣稳定，而它的政治体制可能更善于纠正外交政策的失误——如果它们确实出现了。
01年的文章成文时，美国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我们曾经讨论，作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限制这类词语的使用，避免与中国的过度安全竞争。然而，10年之后，避免强国冲突已经不是华盛顿独有的选择。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让北京同样有责任避免冲突。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队部署，反舰导弹和新型潜艇，在东海和南海更多的领土和领海要求，对专属经济区内权利的宽泛解释自01年起不断扩大，并可能引起争端。
因此，美国现在必须处理一个更为复杂的平衡。华盛顿应该继续在亚洲建立安全能力，但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限制它对中国的言辞，寻求更多的军事交流。虽然中国领导人可能不会立即回应，但美国应该坚持在能源、国际贸易、金融、区域安全等方面寻求共识，并继续使北京相信，美国不会反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若北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保持克制，美国必须坚定地满足中国的自信。否则，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走向冒险主义，这会使中国无法专心面对它真正的挑战：国内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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