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0日

林和立:中国畏惧自己的民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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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y Lam: Is China Afraid of Its Own People?
林和立:中国畏惧自己的民众吗?

东海的外交争端已经平息,但一个更大的外交政策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刚刚具有影响的民间力量不会接受“不”作为答案,北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随着本月初被日本海岸警卫队扣押的中国船长被释放,中日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争议似乎已经降温。相当多的中国官方媒体打出大幅头条称,日本已经屈服。但中国的赢家地位并不明确。

实际上,中国对保钓游行异乎寻常的压制程度,已经暴露了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重大缺点:中共领导人无法有效利用公共观点,以达到内政和外交目标。相反地,近来中国领导人有时被逼到令人难堪的立场上,这限制了他们的选择。

与日本的争端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局势最紧张时,中国当局竭尽全力阻止中国的爱国者公开发表观点。游行组织者,如www.cfdd.org.cn(一个因保钓而知名的网站)的编辑,被公安警告“不要违法宣传激进思想和行动”。

参加了918日——日本侵占东三省79周年——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游行的几百人,受到了人数比他们多三倍的公安的严密监视。游行者在1小时之内被执法人员疏散。

912日,公安阻止了一队意欲租船从福建出海,到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的民族主义者。10天后,香港的一个爱国NGO(译注: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类似行动被当地政府制止,理由是渔船未取得载客执照。

北京对这类行为如此紧张的一个原因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敌对势力”常常利用这类突发事件发表关于非外交话题的抱怨,尤其是关于中共和政府部门的腐败。这解释了为何至少9名抗议者(根据维权网的说法)被拘留,或被警告不要参与北京和广州的集会。他们中包括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以及律师滕彪。他们是著名的NGO活动家,曾为政府腐败的受害者主持公道。

然而中共当局对公共游行的恐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除了谴责东京之外,抗议者可能同样对北京未作出任何收复失地的实际行为表示不满。中日关于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争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华盛顿将钓鱼岛还给日本,但北京的反应只有“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种象征性说法。

虽然中国海军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军事手段似乎完全不可取。钓鱼岛在日美共同防御条约范围内,美国国务卿与来访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上周在纽约会晤时重申了这一点。

一种更加实际的解决方案是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时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当时说,也许最好让“更聪明的下一代人”来解决主权争议。他的说法可以被解释为,在事实基础上,承认钓鱼岛被日本占领的现状。在中国,这一说法从未被大规模宣传,也没有出现在高校历史课本中。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如此畏惧自己的民众?

除了中共独裁统治的著名传统之外,“黑箱外交”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承担无法勇敢面对外国势力——如美国和日本——的责任。尽管GFW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国迅速增加的民族主义者仍然经常能够利用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观点,包括对北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负面评价。越来越敢于直言的民族主义者通常相信,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力量,理应拥有符合它迅速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的国际地位。

出于对民族主义者集体反对的恐惧,中国入世前与美国等国家的协商是秘密进行的。显然,北京担心,若中国平民知晓中国(为入世)作出的,包括关税减免在内的巨大让步,包括前总理朱镕基在内的高官将被反对入世的人贴上“卖国贼”的标签。

同样的恐惧也笼罩在中俄领土协商之上。这次协商结束了几十年以来两国长达2700里(译注:约合4345公里)边界的争议。这一条约签署于08年,协商主要在江泽民和叶利钦之间进行。它承认了俄罗斯对广阔的中国领土——据估计,面积相当于40个台湾岛——的所有权。这些土地是沙俄时期从中国夺去的。

又比如,胡锦涛主席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08年年中达成了一项理论上的协议,以解决东海的主权争议。这项协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

再一次地,北京没有向它的民众解释这一潜在的双赢结局背后的逻辑。胡离开东京几周后,东海协议被公开,中国网民发表了大量反对意见,他们甚至贴到了政府网站上。从那之后,中国外交官放弃了将这一理论协议转化为正式条约的努力。

然而北京从未停止说服中国公众了解妥协的智慧。去年,强硬派,包括军事上的鹰派,曾公开反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

北京不透明的外交政策制定的另一个缺点,是中国倾向于依赖模糊,若非不理性的措施以抚慰民族主义者。在最近的争议中,中国打出经济牌相威胁,包括阻止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以及据报道,停止对日本公司出口稀土金属。(译注:商务部发言人陈荣凯说,中国并未禁止稀土出口日本)

从本质上说,这些手段与“抵制日货”的呼声并无区别。中国民族主义者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吁。然而,正如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指出的,“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

从更宽的层面上说,共产党领导人近来的强硬煽起了“中国威胁论“的火焰,并导致日本,南韩,印度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入假想中由华盛顿主导的“反制中国政策”。北京为抢占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的先机而做出的努力,造成中国外交策略的激化,这可能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现在呢?在北京可以有效处理与邻国的大量敏感主权话题之前,胡主席和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必须使中国公众理解中国国家利益的范围——以及如何通过精心制定的国际准则来维护它们。长期看来,持续地将中国民众看成另一个待解决的威胁,只会创造一个自应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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